在和爸媽、外公、舅舅家一一道別後，舅舅問我：「要走了嗎？」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為了逃避方才吃飯時的尷尬。
我開始在某政治偏向的組織工作，在現在的台灣它不足為奇，只要味道對，加上言論和思想上的自由，要在這樣的單位工作不是太大的問題。說穿了，以現在的政治雰圍，除了極端主義者，還蠻難遭受威脅的。或者，我還不夠深入，因此初生之犢不畏虎，不瞭解社會和政治間的利害關係。
晚餐間，我順著母親的問題回答了我的工作，瞬間氣氛凝結，才知道家裡有人對這話題極敏感；父親自早就不對此話題表態，其他人也裝得若無其事，頻頻表示自己不懂。我在想，這種打混瞎矇的應對態度，或許才是真正好的應對態度。不需過度挑起彼此不同的認同，也無須在此話題上進行無意義的辯論。我應該是「白眼」吧！毫不知情的我打破了雙方的協調，但大家還是很有默契地沈默了，一時間我也才發現，難怪很少晚輩願意在春節以外的時間和他們吃飯。
在這個簡短、尷尬的話題之前，我和舅舅討論起他年輕時玩音樂的事。他會打鼓、鋼琴、各種管樂（除了薩克斯風），而且這些都是無師自通，他在當時的美軍俱樂部學的。當時，有很多優秀的學生為了負擔家計，在課餘在舞廳或各種婚喪喜慶間吹奏。他興致盎然，開始吹捧起自己的才華。席間兩個年幼的小孩正在玩鬧，方得一子的舅舅娓娓道出他的育兒經以及對「生物本能」的看法。他認為人類不應該過度寵愛，應該給他一些挑戰，這樣人才能剛強自立。這點我認同。但到後來，他開始比較起「失敗」與「成功」之人，認為前者過度依賴身邊的人，於是造成自己的失敗；後者因為環境的困苦，勝過挑戰，方能成功。我也認同這些道理，但我會想問：當一個人不是那成功者時，生命就沒有意義了嗎？或者，只有「成功」和「傑出」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和價值嗎？就在我反問時（當然沒有那麼直接），這話題竟無法繼續了。
我牽好車，準備發動時，舅舅跟我說：「還是要好好面對現實，理想在十七、八歲的時候玩玩就好了，還是要顧慮現實環境。」我瞭解，他們那一代吃了很多苦，這些勉勵都是一種「苦勸」，希望我們能走較輕鬆、較務實的路。
到底是誰被自己的苦難所綑綁了？為了超越貧窮，我們變為富有，但接著我們就想變得更富有，到最後，賺錢不一定有目標。因為從痛苦中掙扎的經驗讓一個人變得剛強，但這種剛強好像沒有真的帶一個人超越痛苦，他只是用一種相反、極端的力量來宰制它，終究，他沒有從中離開。
又或者，我們被父母傷害，因為父母的價值離棄了自己的理想，漸漸也發現自己走在父母的路上，而且幾乎一模一樣，它不也是一樣，沒有超脫原來的處境，只是換一個方式繼續這樣的路徑罷了。
回來的路上，我開始想，或許我該回頭去找他，就在他留住我的剛剛，超越我原來以為的尷尬，和他談話。我將車身掉頭，沿路躊躇著是否打電話。我覺得我應該這樣單獨的和他談話，聽聽他的故事，聽聽媽媽家的故事。想聽聽看優秀的男孩是怎樣經歷的，想認識一個人一生生命的轉變。超越這些政治的、外在價值的認同以外，於我的家庭、我的生命，應該還有更重要的、更純粹的。後來，我打了，他們正要休息，我想，又得等下次了。就這樣吧！將這些放在心底，等到有天知道怎麼開始談，再來聊。我又掉頭，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