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孝嚴和天津大學訪成大

今天是世界人權日，學校到五點半，匆匆地打包晚餐就前往成大計中演講廳。到的時候是六點，一看會場幾乎沒有學生，只看到兩個猶疑的學生坐在門口，學生會幹部親切接待我們進入，但放眼望去，真的只有我們三個女生。打聽了一下，開始時間是六點半，我走到外面看看訊息和同伴，海報標題寫的是：「天津大學、成功大學學術交流系列講座」，而蔣先生主講的「人權與外交」是其中一場，講座設計大致上以「金融、經濟、人權和外交」做為主軸延伸，而中國有十五位天津大學學生前來。六點十五分，大家陸陸續續來，天津大學學生坐到場地最前面中央部分，我納悶他們難道不覺得和他們交流的學校參與也太不踴躍了吧！感覺上學生會幹部比起參與學生多很多。有幾位幹部輪流前來要求我們往前坐，可見這個活動多不受成大學生歡迎了。這時候就看到幹部們開始把插在講台的國旗一一徹開，我趕緊請朋友拍下，保留證據。同學陸陸續續地來了。

蔣先生遲到約十分鐘，這是難免的，但我比較介意的是他沒有帶講義來，應該說他本來就沒有要帶。接著，他漫無天地地講了一個半小時，以他在外交部經驗為主軸開始，刻意以很多親切的「鄉語」接近天津的學生，然後談冷戰解凍後台灣對蘇聯的援助，用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語言談人權、談外交。外表看來，他在談人權外交，但他一方面看不起那些和我們結交的小國，以歧視的語氣談論這些小邦交國，一方面又一在強調台灣和中國有好的關係。無論從哪個角度聽來，都有很值得批評的地方，但除非你的論文要寫他，就不需要花時間去分析他慣用的打官腔。

他一再強調台灣沒有人權的問題，他舉例在戒嚴期間他完全沒有感受被壓迫的氣氛(廢話)，所以戒嚴令只是虛殼，卻讓台灣承受人權紀錄不良的惡名。而強調人權的同時也要尊重到全體的公共利益，不要因為你要爭取人權就犧牲掉別人。最後他表示要開始接受發問，但卻又技術性地轉掉，繼續他沒有內容的閒聊。有一位同學忍不住了，她站起來要蔣先生解釋何謂人權，特別針對陳雲林來台期間警察執法過當的問題提出回應。蔣先生一貫地以官腔回應，他不會生氣，而且頻頻讚同學生勇敢的發言，然後向天津的學生說明：「這就是台灣，人人都可以勇敢地發表自己的意見。」累積一個多小時的情緒，我也問他如果失去國家的尊嚴，人要如何談尊重人權？大家陸續開砲，最後那位首發的同學竟被請出場了。陸續有幾個人提問，一方面有情緒激昂的，也有認真將自己記錄的問題理性表達的，他回應的態度依舊，那樣「有禮貌」、「高貴」，顯得認真生氣的人很沒品。學生會的幹部也很不高興地回應：「演講者說話中途插話就是尊重人權嗎？」請大家放尊重云云。一位同學問；「請問蔣先生剛剛提的中國是中華民國嗎？」蔣孝嚴回是，他接著問：「那對岸定義的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蔣孝嚴也肯定。學生接著說，那中華民國憲法所定義的領土還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大的領土，同時他向坐在下面的天津學生呼籲：「你們是屬於中華民國的，歡迎你們啊！」台下同學大聲拍手。這表示了台灣做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已經是台灣人共同認同的事實了。接著幾個同學提到外交、學生會為什麼會把國旗收起來等問題，這些問題都在衝突中不了了之。

這些問題蔣孝嚴根本無法回答啊！他是權貴，怎能了解戒嚴時期台灣人民承受多少壓抑和血淚，這些東西當然無法一一敘述，但身為一個台灣人你不能否認我們或多或少都殘存著戒嚴的遺毒。他是權貴，他當然能輕鬆地肯定著現在為大家共享的言論和人身的自由，但是他難以體會這些是多少身體和青春衝撞出來的。馬英九空洞的經濟政策我們現在已經體會到了，這些不斷進行兩岸交流的政客們還是打著經濟牌、金融牌，連一個國立大學的學生會也跟著他們起舞，辦著根本沒有學生願意參與的講座，卻說這是為了學校和社會的進步。張開你們的眼睛看好，如果這是一個學術性的演講，即使如他說的，不想讓人感覺太嚴肅所以沒有講義，那至少也要把「人權」、「外交」、「人權外交」的定義談清楚。發問的時候有問到這個講座不是要談人權嗎？從蔣孝嚴的回答才知道，原來他是為了和天津大學的學生分享甚麼是人權。但我們要問的是，收起國旗的舉動讓人感覺國格被羞辱。那麼在連國格都可已失去的情況下要怎麼跟另一個國家的人談人權。這些矛盾原不是我們的矛盾，而是政治人物表現出的矛盾。但是這些人卻也相當程度代表了某種民意，而我們又要如何去和這些人對話是很大的挑戰。

蔣孝嚴也學會用台語和客語把自己抹上「台灣」，有人在最後用台語很挑釁地問：「那你爸爸呢？你阿公呢？他們在台灣殺那麼多人，二二八啊！戒嚴啊！你說說看啊！」蔣孝嚴被學生會的人保護離開，不改他的笑容。一位教授嚴厲地轉身說：「請大家放尊重一點，這是一場學術交流。」

後記：回來的路上我想著那個挑明二二八和蔣家問題的人，其實是有點不安的，因為我總不希望二二八的議題像這樣被拿來攻擊政治人物，特別在這個議題不斷被消費之後。但事後我認為，這麼直接是對的，因為這是蔣孝嚴選擇的路。他選擇繼承他祖父、他父親的名字成為台灣的政治人物，他就必須負擔這歷史的責任，包括傷痛的台灣人在任何時候像這樣的指控，他必須承擔這一切。如果他無法面對，也不願意看見，那就請台灣人清醒吧！不要再對他和他所代表的團體抱任何的希望。

運動

 

台南的野草莓已經第十五天了。短短兩週，運動的情況和發展和一開始比起來有很多的進步，無論在資源的調度、組織等等，學生們明顯成長很多；但短短兩週內外部也出現很多不同的變數。

我是一個不算認真的參與者，我就讀台南的學校，每週至少有三天前往靜坐、聽野莓講堂，也在學校分享、鼓勵一些人參與，認真算起來，每週大約花費十到十五小時。支持我的，是年輕起有機會接觸到的社會議題、運動的經驗，還有一份對社會的小小關心；再來，就是1106那天，老師帶我們進去的行政院靜坐現場。那是我參與「運動」(廣的運動意義)以來最正面，也是最直接接觸到的與警方對峙的場景，黑衣學生圍起的秩序圈可以感覺到一種有組織的、團結的執著，卻不失落對社會的善意。我們在裡面聽著民歌、討論著議題，只有短短一小時，但此刻的我回憶那一個小時仍有無限的感動。還記得那晚搭車回台南的路上，我抱著後悔的心情，後悔沒有留在台北的現場多待一會兒，或者能直接地去做些甚麼。1108，台南學生也發起了靜坐。

台南場是很溫馨的，學校老師參與支持，也提供了很多很好的建議。第一、二天是最辛苦的，冷鋒來、又下大雨，第三天以後漸漸擴大，不久野莓講堂就開始了，台北場的老師和同學來分享，後來又邀請了法學和人權的專家學者、社團來分享，民眾的教育和討論就在成大校園前的帳棚裡開始了。每天有台南各地的民眾來聽講、送物資、小額捐款，還有文化工作的藝術家來表演。在這一次次的聚集，我們發現，我們對切身的公共議題真的太陌生了。有很多概念是很抽象的，我們對它的定義和內涵不太了解；也因為這樣，當事件發生的時候，若非切身遇到的人不會想到這將可能危及一般人的人權。

活動會再支持多久我們不知道，但就目前馬政府的態度我是悲觀的。我想他會繼續「睜眼說瞎話」的，我也不知道究竟民意的壓力要大到什麼程度他們才會認錯，但每次我走進街上的餐廳吃飯、看著電視和報紙的時候，我的心情真得是沮喪的，因為感覺民眾對運動訴求的議題真的不太關心。但是我也認為，這次運動更重要的有一種核心的價值正在啟動，這個社會的知識份子、年輕學子正關心並付諸實踐的行動，而我有幸也在這運動中推進、也被推進。靜坐是這個運動的一種形式，但被啟發的精神將在這個社會持續「運動」。

當我開始理解「運動」的概念並非靜坐的現場和形式本身，而是一個「運動ing」的概念，一個希望在校園裡組起關心和討論社會議題工作坊的想法開始跑來找我，我想自己也應該把這顆種籽種到校園裡，在我還可以做的時候去耕耘。學校學生會的選舉將屆，我遊走在學校和靜坐現場間，一種期待改革的熱情在和上一個學運世代的老師談話間恍然大悟，現在需要的是那小小的、有能量的團體，而比起學生會的工作和選舉是較少人關注的。我決定將我的能量轉向於此，開始一個小的團體，持續「運動」。

野草莓日記(一)

11/06我和幾個同學約好前往台北參與遊行，在那之後我們前往行政院聲援學生靜坐，抗議警察的暴力。雖然在同一天，但行政院前的靜坐現場有秩序地拉出一條隱形的秩序圈，進入者必須收起所有標語以及和遊行相關的旗幟，突然間我們來到另一個世界。找到位置我們一起坐下，因為學校的人都在一起，主持人宣布台南神學院師生也前來聲援時，我內心感覺到的力量比起走了一個下午的遊行充實許多。我們聽著台上一首接一首的民謠，一波又一波訊息的更新，靜坐中的人沒有人知道必須堅持多久，但憑著一股單純的正義感，堅持到了今天。

回台南的路上，我的心不斷被繫在下午那短短一小時的靜坐，我甚至後悔自己回來台南。我以為抗議和運動不是玩玩就算的，如果是出於真誠的關心，怎麼可能只是喊幾句口號呢？但已經回到學校，唯一能做的只能繼續關心後續的發展。學生開始被警告、被驅離，我竟開始興奮起來，雖然擔心有人因此會受傷，但這也是已經預備好要接受的，也惟有如此運動才可能持續著。
11/08晚上，我接到在實習的同學的電話，她說成大的學生也開始靜坐了，要我代她們去關心。那晚開始下雨，學校有些老師和師母過去陪伴、送熱湯。隔天早上我和朋友相約前往，詢問參與的辦法和現場的需要。同時，正好有一位阿伯搬了一箱熱湯，對同學說：「這是魚仔湯，趁燒快吃，不要冷到了。恁為我們坐在這裡，我們很不甘，也不能為恁做甚麼，就只能送些東西給你們吃。」同學就跟我說，現場物資越來越多，需要的是願意持續加入靜坐的學生和老師。那天因為功課太多，遲遲到晚上都無法前去，雨越下越大，我出去的意願就更低了，也因此對現場的同學很過意不去。

11/10晚上，我前往現場，第一次正式加入靜坐行列，正好是吳叡人老師的演說。他專程從台北下來和台南場的朋友報告幾天以來的狀況，更重要的，是要把這次的行動再做更具體的陳述。他不倚老賣老，雖然也談了些經驗，談自己的看法和分析，但更重要的是他也看見這群學生。他分享了在這次行動中看到學生的互動和凝聚出來的想法，鼓勵年輕人勇於創造自己的時代。我認為，至少這是一堂社會的實習課。台南場因獲得很多老師的支持和校方的保護，現場非常柔性、自由，但期中考週仍有很多同學主動前來上這堂公民課。每個晚上有不少民眾前來支持，送物資、連署、一起聽演講，就在校園前，大家分群圍坐，一起討論國家當前面對的難題。我們有多少機會跨越身分、職業、階級的籓籬一起分享共有的價值？不分你我。

小貓的照片

需要主人的小貓

貼上宿舍外小貓的照片
她很怪，特別親人
只是毛色混得很不均勻
所以很擔心外型不討喜
不過她的個性真的很可愛
很愛撒嬌，完全不怕人
我想是她的母親來不及教她人的可怕就走了吧！

現在有點瘦
不過我那天偷偷跑去買了包飼料
打算在她找到主人前維繫她的生長
至少幫她“固本”
期待愛貓的朋友來收養她

家庭聚餐

在和爸媽、外公、舅舅家一一道別後，舅舅問我：「要走了嗎？」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為了逃避方才吃飯時的尷尬。
我開始在某政治偏向的組織工作，在現在的台灣它不足為奇，只要味道對，加上言論和思想上的自由，要在這樣的單位工作不是太大的問題。說穿了，以現在的政治雰圍，除了極端主義者，還蠻難遭受威脅的。或者，我還不夠深入，因此初生之犢不畏虎，不瞭解社會和政治間的利害關係。
晚餐間，我順著母親的問題回答了我的工作，瞬間氣氛凝結，才知道家裡有人對這話題極敏感；父親自早就不對此話題表態，其他人也裝得若無其事，頻頻表示自己不懂。我在想，這種打混瞎矇的應對態度，或許才是真正好的應對態度。不需過度挑起彼此不同的認同，也無須在此話題上進行無意義的辯論。我應該是「白眼」吧！毫不知情的我打破了雙方的協調，但大家還是很有默契地沈默了，一時間我也才發現，難怪很少晚輩願意在春節以外的時間和他們吃飯。
在這個簡短、尷尬的話題之前，我和舅舅討論起他年輕時玩音樂的事。他會打鼓、鋼琴、各種管樂（除了薩克斯風），而且這些都是無師自通，他在當時的美軍俱樂部學的。當時，有很多優秀的學生為了負擔家計，在課餘在舞廳或各種婚喪喜慶間吹奏。他興致盎然，開始吹捧起自己的才華。席間兩個年幼的小孩正在玩鬧，方得一子的舅舅娓娓道出他的育兒經以及對「生物本能」的看法。他認為人類不應該過度寵愛，應該給他一些挑戰，這樣人才能剛強自立。這點我認同。但到後來，他開始比較起「失敗」與「成功」之人，認為前者過度依賴身邊的人，於是造成自己的失敗；後者因為環境的困苦，勝過挑戰，方能成功。我也認同這些道理，但我會想問：當一個人不是那成功者時，生命就沒有意義了嗎？或者，只有「成功」和「傑出」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和價值嗎？就在我反問時（當然沒有那麼直接），這話題竟無法繼續了。
我牽好車，準備發動時，舅舅跟我說：「還是要好好面對現實，理想在十七、八歲的時候玩玩就好了，還是要顧慮現實環境。」我瞭解，他們那一代吃了很多苦，這些勉勵都是一種「苦勸」，希望我們能走較輕鬆、較務實的路。
到底是誰被自己的苦難所綑綁了？為了超越貧窮，我們變為富有，但接著我們就想變得更富有，到最後，賺錢不一定有目標。因為從痛苦中掙扎的經驗讓一個人變得剛強，但這種剛強好像沒有真的帶一個人超越痛苦，他只是用一種相反、極端的力量來宰制它，終究，他沒有從中離開。
又或者，我們被父母傷害，因為父母的價值離棄了自己的理想，漸漸也發現自己走在父母的路上，而且幾乎一模一樣，它不也是一樣，沒有超脫原來的處境，只是換一個方式繼續這樣的路徑罷了。
回來的路上，我開始想，或許我該回頭去找他，就在他留住我的剛剛，超越我原來以為的尷尬，和他談話。我將車身掉頭，沿路躊躇著是否打電話。我覺得我應該這樣單獨的和他談話，聽聽他的故事，聽聽媽媽家的故事。想聽聽看優秀的男孩是怎樣經歷的，想認識一個人一生生命的轉變。超越這些政治的、外在價值的認同以外，於我的家庭、我的生命，應該還有更重要的、更純粹的。後來，我打了，他們正要休息，我想，又得等下次了。就這樣吧！將這些放在心底，等到有天知道怎麼開始談，再來聊。我又掉頭，回家了。